劉啟耀是中央蘇區時期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央紅軍長征后，奉命留守蘇區打游擊的他演繹了一段腰纏金條沿途乞討尋找黨組織的感人故事，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多次點贊。
1933年12月，劉啟耀當選為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走馬上任頭一樁事，就是號召機關工作人員“反對鋪張浪費，厲行開源節流”。他發布文件，嚴格規定所屬各級一切經費開支都要注意“十二分的節儉”。他領導制定的《節省規約》，要求大家：“每天節省一個銅片（板），不進館子、不吃零食，戒絕吃煙、吃酒、吃私菜等口腹上的浪費”。
劉啟耀向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要求別人不做的，首先自己帶頭不做；希望別人要做的，首先自己帶頭做到。他起草文件用的膠紙、毛邊紙，至少要寫三道，一道鉛筆，二道紅筆，三道墨筆。珍紙如金，惜物成癖，從不浪費一寸可寫的紙張。
就因為他逢會必講“十二分的節儉”，久而久之人們給他取了個雅號“十二分節儉書記”。他聽過之后也不生氣，呵呵笑答：“你們曉得要十二分節儉就好！革命需要節儉，反對鋪張浪費。”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斗爭形勢異常殘酷，劉啟耀在干部大會上公開表態：我從現在做起，每月自帶伙食，不要公家津貼，一直堅持到反“圍剿”最后勝利為止。一石激起千層浪。全省黨員干部紛紛表態，一致舉手，決心跟省主席一樣做到。從此，劉啟耀堅持每隔兩個月回興國老家挑米回省蘇維埃政府辦公。其妻不解，嗔怨道：“當了省主席，連飯都賺不到一口，真沒出息。”他解釋說：“共產黨的官，再大職務也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后來戰事越緊，工作越忙，劉啟耀無暇回家背米。妻子就挑兩布袋的米，步行山路從興國老家趕到寧都省政府駐地送糧。當時廣為流傳這樣一首革命山歌：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燈籠。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8.6萬人突圍長征后，敵人乘勢向中央蘇區大舉進攻。江西軍政委員會率領游擊武裝3000余人在省委代理書記曾山、省蘇維埃主席劉啟耀、軍區司令員李賜凡等帶領下，開展游擊斗爭。1935年1月初，紅軍游擊部隊被敵人緊緊包圍在小布樹陂村的狹小地帶。江西省軍政委員會率部沉著堅定，與敵軍多次接觸交鋒，實施突圍計劃。為了保存革命火種，決定部隊分成三條路線從樹陂村突圍，第二路由劉啟耀與李賜凡率領軍區教導隊、警衛營千余人經塘窩向南轉移大沽，再西轉陽齋打算去東固。在突圍中遭遇敵人圍追堵截，被困于寧都小布以北的崇山峻嶺之中。他們在孤立無援，天寒地凍，缺醫少藥的逆境中，頻繁阻擊數十倍于己之敵，終因敵眾我寡，彈竭糧盡而被沖散打垮，傷亡慘重。大部分游擊戰士骨露荒野，血染山巔。
戰斗中，劉啟耀身負重傷，血流如注，昏迷不醒。生死關頭，劉啟耀的庚兄當機立斷撕下貼身內衣替劉啟耀包扎好傷口，解下他的武裝帶，拿過他的手槍，穿上他的外衣，將劉啟耀推入死尸堆中，自己沖向山頂翻過山坳吸引敵人離開陣地，結果被蜂擁而上的敵人擊中頭部，壯烈犧牲。
敵人占領了游擊隊的最后陣地，便從漫山遍野的紅軍尸體中尋找指揮官。他們認定最后那位倒斃的手持駁殼槍英勇抵抗的是“大官”；進而又從手槍、懷表及黨證上的姓名，推斷此人便是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并找來隨軍記者拍照，上報請賞。于是，國民黨各家報紙連篇累牘吹噓“擊斃偽江西省主席劉啟耀”，乃至我黨組織一時也難辨真假。1937年12月7日，項英在向中央的報告《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一文中，還誤認為“劉啟耀等省一級領導人被捉而犧牲”。
當晚劉啟耀蘇醒過來，從死尸堆中爬起，目睹尸首狼藉，血水橫流的慘狀，欲哭無淚，強忍悲痛，爬往一處隱蔽山洞，找出事先埋藏黨交給他保管的13根金條和一批首飾銀元，用布包好系在腰間，然后自尋草藥醫治身上的傷口，找野菜充饑，在山洞里過著近乎野人的穴居生活，輾轉遂川、萬安、泰和一帶流浪乞討，一邊秘密尋找黨組織，一邊聯絡失散同志。經過兩年多的苦苦探尋，他終于找到了黨組織，還聯絡上200多名失散的黨員，并把黨的活動經費“完璧歸趙”交由毛澤覃之妻賀怡轉交給黨組織，臨時省委用這筆經費買了一棟房屋，以“贛寧旅泰同鄉會”的名義，建立了省委秘密機關，部分剩余經費用于保釋獄中的大批戰友。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頑固派變本加厲推行反共反人民政府。7月，江西省委均遭破壞。在大搜捕中劉啟耀第三次被捕入獄。國民黨反動派再一次對他進行人身摧殘、迫害。劉啟耀大義凜然、視死如歸，一口咬定自己僅是失散紅軍。經過半年的關押審問，反動派一無所獲，對這個守口如瓶的硬漢無法治罪。最后，劉啟耀由馬家洲的朋友出面擔保釋放。這時，江西、廣東兩省的地下黨組織機構已解體，停止活動，中斷了聯系，劉啟耀成了一只離群的孤雁。他回到馬家洲，根據黨在國統區開展工作要求，先后在武溪、上灣、龍泉等地設棚賣茶度日，等待時機為黨工作。
自1934年離家后，劉啟耀近10年未與家人見面，也不知家里妻兒老小是死是活。經多方打聽，得知其母親不堪受國民黨反動派與地主迫害自縊而亡。妻子遭國民黨聯保“打地雷公”的酷刑，生活無依靠，沿村乞討度日。長女劉文香4歲時就送到楓溪陳家做童養媳，兒子劉長涌14歲被迫去學撐船當船夫，終日漂泊在興國至贛州的江河上，胞弟劉啟琨參加紅軍長征因負傷回到興國，被反動派折磨致死。劉啟耀一家僅剩下致殘妻子與撐船的兒子相依為命在死亡線上掙扎。聽到這些情況后，劉啟耀心如刀絞，但為了革命，他強忍悲痛，繼續隱姓埋名，流浪他鄉，默默為黨工作。
1942年至1945年，由于殘酷的斗爭環境，劉啟耀積勞成疾，貧病交加，染上肺病，經常臥病不起，在窮愁潦倒的悲慘處境中度過了他人生最后的三年。1946年1月的一天，劉啟耀病情突然惡化，吐血不止，他知道自己支撐不了多少時日，彌留之際他讓人抬他到“贛寧旅泰同鄉會”的廳堂躺下，第二天，劉啟耀安詳地離開了人世，時年47歲，由同鄉會的人把他安葬在馬家洲一個山丘上，沒有墓碑，只有一堆新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