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毛澤東找了8位興國縣永豐區農民座談，揭露出中國農民數千年貧困的根本原因：中國農村土地二八現象，即百分之八十的貧下中農僅擁有土地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六的地主富農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并總結出喚起工農千百萬參加土地革命的方法：打土豪分田地。
毛澤東幫助興國制訂《興國縣土地法》，主持興國縣土地革命干部訓練班，要求興國的土地分配工作“一要分，二要快”，土地分配方法是“抽多補少”、“抽肥補瘦”，領導興國縣成為蘇維埃時期各項工作走前列的蘇區模范縣。
毛澤東在《興國調查》中發現興國農民致貧的特殊地質現象——“走沙山”現象，“那一帶的山都是走沙山，沒有樹木，山中沙子被水沖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過一年，河堤一決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災。走沙山是沒有法子種樹的。”新中國成立后，翻身農民獲得土地，但走沙山現象，依舊阻礙著這里的農民擺脫貧困。
1980年10月，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世界水土保持問題專家赫伯特.查理斯.佩雷拉爵士來到興國龍口考察時，發現土壤流失，泥沙淤塞，當年的走沙山已經蛻變成風沙滾滾的“江南沙漠”，非常震驚地說興國水土流失“真是世界罕見。”
198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在江西省委書記萬紹芬的陪同下，再次深入毛澤東作《興國調查》的永豐區調研，習仲勛在永豐走訪了荷嶺村水土保持站和豪興村侯樂蘭家和蕭傳書家，了解了新中國成立后，當地政府組織村民治山治水所做的努力。
習仲勛按照自己的習慣，不愿意完全按照預先安排的調查點走訪，而是隨機選擇了公路邊的船溪村走訪。
船溪村過去有航運碼頭，航船可往興國縣城甚至遠航贛州，因而得名船溪。這個村當年有成百名農民參加紅軍，為革命犧牲的烈士達五六十人。由于走沙現象嚴重，村口的河流已經被泥水覆蓋，滴水不流，淪落成為村民飲水困難村。
習仲勛走進船溪村口農民陳昉旺家，這戶農家是1930年毛澤東采訪的8位農民中陳偵山的同宗族人，長兄陳昉椿參加紅軍犧牲。陳昉旺擔任村小組長，他叫妻子邱發蓮出來拿茶壺泡茶擺果點招待大家。習仲勛制止了泡茶和拿果品，請邱發蓮介紹家庭情況。邱發蓮與陳昉旺育有六子四女，其中兩個女兒出嫁，兩個兒子娶親成家，他們夫妻帶著四子二女共13口人生活，只有5間房，承包三畝多田地，每年缺糧三四個月，經濟入不敷出，非常困窘。
習仲勛走進陳昉旺相鄰的退休軍人余洪聲家。余洪聲臥病在床，居住的土坯房缺根瓦梁，造成常年漏雨，床頭連著土灶，桌上放著一個土碗，里面有幾根中餐吃剩下的酸蘿卜。習仲勛書記看到這個情景，雙眉緊鎖。嘆息著走出了門外。他心情沉重地對陪同調研的縣鄉干部說：“想不到老區人民對革命貢獻大，現在還過著貧困的生活。看來我們要加強老區的扶貧力度呀！”
回到船溪的公路邊，習仲勛問跟在身邊的陳昉旺：“你們村小組目前最需要解決的困難是什么？”陳昉旺小心翼翼地回答：“我們生產隊現在人畜飲水困難，想在這里挖一口水井。”習仲勛大手一揮說：“你去找幾把鐵鍬過來，我們現在就在這里挖口井，我們的扶貧工作就從挖這口井開始。”
陳昉旺笑著說：“挖井我們自己就行，關鍵是井挖好后需要建井圈和抽水的設備，我們村連電都沒有啊。”
鏟鍬和鋤頭都拿來了，在場的縣鄉干部們七手八腳地干起來。船溪河邊的是沙質土，很快就挖出一口井的雛形。天漸漸黑下來了，習仲勛告訴陳昉旺說：“今天我們先挖井，電源和抽水設備，我來幫助你們解決。”
習仲勛在永豐調研后，安排人給船溪村送去了柴油機、電動機和水泵。井邊不遠的船溪村小學的師生，最先用上了自來水。退伍軍人余洪興家蓋起了新房，鄉政府給他送來了門框、瓦、房梁等建筑材料，為他幫付了建房所需的二百多元人工工資。村民紛紛在扶貧井旁興建房屋，發展種植和養殖產業。甘甜的井水很快流到了公路兩側的農家，依托扶貧井形成了一個面貌一新的生活片區。
